离异家庭孩子们的表现更差吗？跟着妈比跟着爹的孩子表现好很多？父母吵而不离是否对孩子更好？人们心目中，「父母离婚」往往预示着一条痛苦扭曲的成长道路，比常人更需要努力避免人格偏差；媒体报道和社交网络上，「出身单亲家庭」也不时成为话题人物的重要人设，足以为其异常行为、甚至犯罪活动提供深层次的解释。
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春泥的《离异家庭的孩子们》，在四十多个评价指标中，中国单亲子女在多数指标上的表现与完整家庭的孩子并无偏差，尤其是离异单亲母亲家庭的孩子，没有发现他们与完整家庭孩子的差别。只有在有限的指标上，发现离异单亲父亲家庭、再婚重组家庭与完整家庭之间有所差距：在自评优秀度、自评学业表现、主观幸福感、自信度、自评人缘、对父母的信任度、考试成绩、字词测试、认知测试、自控能力上，离异单亲父亲家庭的孩子不及完整家庭的孩子；离婚后再婚重组家庭的孩子，则在学习时间投入、社会信任度、考试成绩、对父母的信任度上不及完整家庭的孩子。·《家有儿女》中的一家人大概是中国最著名的再婚重组家庭，以这种形式实现了独生子女政策下的《成长的烦恼》式大家庭在其他多数指标上，他们的表现与完整家庭孩子无异，没有表现出更高的心理疾患或抑郁风险，没有对学校和老师产生更大的厌烦，没有更大可能成为欺负同学的施暴者，对自我的教育期望与完整家庭的孩子无异。首先，中国离婚呈现出社会经济地位的正向选择性，城市离婚风险高于农村，受教育程度高的离婚风险高于低的。因此，家庭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资源，可能缓冲了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在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上，数据显示离异家庭和完整家庭间没有显著差异，甚至单亲母亲在教育总支出和课外班支出上还要高于完整家庭平均水平，而离异单亲父亲给孩子的零用钱更多。此外，中国家庭的三代同居和隔代抚育现象仍相对普遍，其中离异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可能与祖辈同住并获得祖辈照料。因此，对于那些经济状况差或者缺乏祖辈帮助的离异家庭孩子，「负面影响有限」的结论则可能并不适用。以往媒体或法律援助者讲述的个案也大多属于此类。另外，从数据上看，离异单亲父亲家庭似乎确实比单亲母亲家庭对子女有更多的负面影响。这是否意味着，孩子跟着妈比跟着爹更好？
离异单亲父亲家庭和离异单亲母亲家庭的鲜明对比，有两大原因：一是正向选择性。在中国，选择离婚并能够长期保持单亲状态的女性，往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二是单亲母亲在孩子养育上投入的精力并没有因为单亲而明显减少，即使在祖辈帮忙的情况下，多数单亲母亲仍然担负孩子主要照料人的角色。她们在作业辅导、亲自谈话等精力投入行为上，做的不比完整家庭父母差。· 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离异单亲母亲家庭/再婚重组家庭子女
相比之下，单亲父亲虽然给了孩子更多零用钱，但更少和孩子谈话、辅导作业、承担日常照料。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离婚家庭的孩子就应该跟着妈而不是跟着爹。家庭是复杂性、差异性极大的社会单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完全根据群体平均数据指导处理自家家务事，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各家情况不同，都应当根据自家情况慎重考虑。而且，正向选择性仍然在单亲父母家庭的对比中作用极大。由于中国社会总体上父母离婚后孩子跟着父亲的多，所以能要到孩子抚养权的女性往往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克服困难的能力更强。尤其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社会，单亲母亲兼顾工作和家庭仍面临极大困难，不能简单说孩子跟着妈就一定更好。这部分研究给我们的真正启示应该是，不同类型的离异家庭，面临着各自不同的困难。对于单亲父亲，需要注意在子女的日常照料、言语沟通、情感交流上投入更多，增加对孩子抚养和教育的亲自参与。对于单亲母亲，社会应该发展更多渠道缓解她们在工作——家庭平衡上面临的困难，减轻其压力和焦虑感。此外，既然离异终归有可能对子女造成负面影响（无论多么有限），那么父母吵而不离，维持完整家庭的存在，是否会对孩子更好些？中国人普遍认为父母离婚对孩子有害，甚至可能倾向于夸大这种危害，却容易忽视夫妻冲突对孩子的伤害。完整家庭中的父母争吵，同样会对孩子产生全方位的负面影响。父母争吵越多的家庭，孩子学业表现更差、学习压力更大、更不自信、患抑郁或心理疾患的风险越高。因此，在一些以激烈冲突而告终的婚姻中，离婚给孩子造成的伤害也许早已在旷日持久的家庭内战中发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离婚比吵好，或者吵了就得离婚——如前面所说，家庭的特殊性很强，不能笼统分析。真正的启示在于，不要高估了离婚对子女的负面影响，也不要低估冲突对子女的伤害。对父母来说，如果不能避免争吵，能不能尽量避免在子女面前争吵？如果还做不到，能否在冲突后努力解决问题、修复感情？· 张春泥在《离异家庭的孩子们》一书中利用了多个来源的公开数据，包括IPUMS中国人口普查1%样本、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其共同特点是抽样和采集过程相对规范、严格，质量较为可靠因为，如果一个经历过父母离婚的儿童犯了谋杀罪，那是新闻。如果他好好地过他的正常日子，那就不是新闻。媒体在选择个案时常有问题化倾向，这种做法对唤起国民大众对婚姻家庭的危机意识是有益的，但对我们形成对离异家庭孩子们一般情况的正确认知是无效的。此外，不同人对中国离异家庭的孩子有不同的叙事，不同的叙事源于人们视野范围、动机与立场的差异。法律援助者讲述的多是父母离婚后惨遭遗弃或走向歧途的少年，因为他们是在案件中观察那些离异家庭的孩子。心理医生讲述的多是存在各种心理问题和交往障碍的儿童，因为他们是在求治者中观察。但是，犯人和患者在人口中毕竟都是少数，即便在少年犯和问题儿童中可能有较高比例的孩子来自离异家庭，但绝大多数经历过父母离婚的孩子并没有最终成为犯罪分子或精神病人。更重要的是，中国离异家庭的平均状况是什么样的，生活在这些家庭中的孩子大多数是什么样的孩子。
在中国，离异家庭子女占未成年人口的3%，八百余万。
从1980到2000，未成年人生活在离异家庭中的比例从0.5%上升到1%，到2010年前后，大约有1.4%的未成年人生活在离异单亲家庭中，1.6%生活在离异后的重组家庭中。
单就人口中的占比来看，3%当然是少数，但换算成绝对人口数则是八百余万未成年人。作为比较，在美国，50%青少年会在童年期间经历父母离婚。（Jennifer E. Lansford,”Parental Divorce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2009):140-152）
似乎没有想象得多？而且，离异家庭的孩子也并不显著更差，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关心这个问题？
首先，已有统计迹象表明，中国离婚开始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扩展，离婚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选择性正在逐渐改变。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事实都表明，离婚起初作为新兴现象，其法律、社会、经济成本较高，往往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利用离婚来结束不幸福婚姻。随着离婚现象的普及和逐渐被社会规范接纳，离婚在法律、社会和经济成本上的阻碍减小，离婚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变得更为普遍，因为这些群体的家庭生活面临更多的压力和困难。如今的西方社会，离婚通常集中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受教育程度低者、低收入阶层、黑人等，离异已成为阶层固化的重要帮凶。其次，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移让祖辈同住和隔代抚育越来越困难，这尤其不利于流动人口离婚后的子女抚育。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显示，在农村，夫妻60岁以下且有16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超过1/3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这些因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夫妻异地、亲子分离使他们承担着更高的离婚风险。一些农村孩子面临着父母离婚和留守的双重困扰。与此同时，让中国回到低离婚率的时代短期内并不可行。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给家庭带来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即使中国人普遍认同双系抚育、认为离婚对孩子有害，这些也没能阻止离婚率的持续上升。但当下，中国社会还有调整的时间和机会。可以设法延缓底层家庭破碎的进程。底层家庭的不稳定往往与实际的生活困难有关，如贫困、疾病、住房压力、抚育成本上升、夫妻因生计原因长期分居……感情破裂的婚姻难以挽回，但降低住房、医疗、收入、教育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可以减少底层家庭因生计压力导致的不稳定。同时，在制度和观念上改变对离异家庭的忽视和歧视，在媒体和舆论中给这一群体更多理解、接纳和宽容，而不是借讲述耸人听闻的故事博眼球、赚流量，也是对离异家庭子女更适宜的关注。喜欢我就加我吧！喜欢我就把我分享给您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身心灵港湾 或加：hahaha-888。感恩您的关注与分享，感恩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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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7 13:56
